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涉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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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产权交易设定了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该制度主要体现在第三十五条。由于该条款表述较为原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理解和适用的分歧。本文旨在梳理与归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及行使期间等实践问题，同时探讨股东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与拍卖冲突等理论问题，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研究基础性材料。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主体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主体，从文字表面看十分明确，即为除转让出资股东外的其他股东。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以下问题：

当数个其他股东同时主张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时，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案。假设甲、乙、丙、丁分别持有某公司不同比例的股权，现甲打算出让股权，而乙、丙、丁均希望优先购买，那么应该如何分配这股权呢？

第一种方案是让数个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平均分配股权。按照这种方式，甲、乙、丙均可按相等比例购买甲的股权。第二种方案则是根据各股东的出资比例来分配购买权。这意味着在甲出让股权后，乙、丙、丁的出资比例将决定他们能购买的股权比例。这两种方案各有其合理性，前者体现了股东身份地位的平等性，但可能导致出资与权利的不平衡；后者则更注重股权的平等性，遵循“一股一权”原则，但也可能加大股东间出资比例的差异。

关于视为同意对外转让出资的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公司法》中规定的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原同意对外转让出资的股东；第二类是那些虽然没有购买出资但被视为同意对外转让出资的股东。从法律条文看，第二类股东似乎享有优先购买权，但结合相关条款分析，一个股东拒绝购买出资的行为应被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若该类股东在事后仍能无条件享有优先购买权，将会造成法律规范的内在冲突，并在实践中给转让出资股东带来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应当对第二类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行使设定一定条件。例如，只有当某股东对外转让出资的条件低于其原先与该类股东商谈的转让条件时，他们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

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与“禁止一人公司”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与“禁止一人公司”原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涉及到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的问题。为解决这一冲突，需要综合考虑公司法相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实施涉及诸多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归纳，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材料和思路。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最终使公司成为一人公司。在我国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外商独资公司外，对其他形式设立的一人公司均采取禁止态度。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那么，当某个股东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可能导致一人公司出现时，其该项权利应否承认?这需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禁止一人公司”原则面临着动摇。我国与此相关的规定源于大陆法系传统上对法人作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概念划分。近年来，法人的社团性不断面临着立法实践的挑战。法国1985年第85-697号法律规定：“公司得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一人的意志而设立。”德国1993年修订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依照本法规定为任何法律允许的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欧盟“第12号指令”第4条明确规定，一人股东享有一般股东会的职权。[3]《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关于公司设立的规定。对于设立后由于投资者减少、资本集中而形成的一人公司，在《公司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在“公司解散事由”的相关规定中，没有“股东减少至一人”的规定。且有关法律允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通过资产转移而成为一人公司。于是有许多学者主张认为，我国允许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4]第三，“禁止一人公司”原则很容易被规避。可能因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成为独立股东的股东，只要将其极少部分出资转让给另一名投资者(名义股东)就可以顺利规避。如果以可能出现一人公司而否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实际上是逼迫受让股东去规避法律，除了徒增其手续外，并不能实现预期目的。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未确认一般形式的一人公司法律地位之前，“禁止一人公司”原则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冲突还是客观存在。司法过程中并不能武断地否定前者或后者。但根据对该冲突的宏观把握，应在承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通过解释法律或变通措施解决“禁止一人公司”原则的突破问题。

二、同等条件的确定

股东优先购买权与其他优先购买权的基本行使规则是一致的，均为优先购买权人在同等条件下较之第三人优先购买。该规则体现出的优先购买权人与所有权人间的利益平衡点为：优先购买权人仅能得到交易机会的保护，不因其优先购买权而得到交易中的优惠;所有权人仅受交易对象选择的限制，不因存在优先购买权而使其所有物变现价值受损。这是确定优先购买权中同等条件的基础。

许多文章在述及同等条件的内涵时，都提出有绝对等同说和相对等同说的争议，并较为一致地倾向于后者。[5]否定绝对等同说的主要理由是，一些第三人能够提供的条件或所有权人向第三人出售标的时所考虑的因素，优先购买权人客观上无法提供或满足。该情形下，将同等条件理解为相对一致并无不妥。但这只是部分现象，优先购买权人恰恰能够全部提供第三人所提供条件的情况并非不存在，该情况下持绝对等同说似乎更加符-合立法原义，且便于确定。在此，笔者绝无标新立异以求折衷的故意，只是发现两种学说确实是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本身并不存在争议，可以被视为相同法律条款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理解与适用。实践中，经常可以见到径直判决优先购买权人按照出让人与第三人间合同进行优先购买的案例。也就是说，对于同等条件，应尽量确定为绝对一致的条件，如确有必要才可以确定为相对一致的条件。无论以哪种方式确定同等条件，都应主要是指价格的同一。[6]交易条件中，除价格条款外，还有履行期限、付款方式等必要条款，后者不应苛求同一。如出让人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同意第三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分期付款或同意先交割后付款。在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时，显然不能照此办理，而应根据交易惯例和保障出让方实现交易利益的原则重新确定。确定相对一致的等价价格，通常依据折算方法和市场参考法则进行。将出让方在决定转让价格时考虑的其他因素转化为货币价值。某些因素如人情和关系等无法直接折算为金钱，对于这些情况则应以市场价格作为参照。在此过程中，有几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

1. 哪些因素可以折算成货币价值。经济交往因素是可以进行折算的。例如，当第三方以无息贷款方式借钱给出让方，这部分利息就可以作为经济因素被折算进售价中。但这种经济交往应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个体之间都可能发生的。如果第三方为出让方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非普遍性的交易机会从而获得丰厚利润，这种情形下的经济交往则不宜折算，而应被视为纯粹的人情往来。

2. 对于非优惠价格是否应折算其他因素的问题。我认为，出让方原本设定的转让价格以及其考虑的其他经济因素都应视为其交易收益的一部分，都应受到充分的考量与保护。在市场上，交易双方以高于市场价进行交易也是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经济因素的折算应设定合理的限制，避免明显超过市场价或超过市场价的某一比例，以防止出让方与第三方借此哄抬售价，并防止不当设置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障碍。

3. 市场价格的基准时间点的确定问题。由于市场状况的不断变化，在利用市场价格确定同等条件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应当以出让方与第三方签约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还是以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以签约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可能会给股东优先购买权人提供投机的机会——股权升值时他们才主张优先购买权，股权贬值时则不主张。这种做法超出了优先购买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并且会使第三方面临股权贬值受损、升值无法获益的风险。相较之下，以主张购买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似乎更能平衡优先购买权人、出让方和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当股权升值时，如果优先购买权人不主张权利，出让方与第三方的交易就能保持稳定；即使优先购买权人主张权利，第三方也可以要求出让方对升值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确定相对一致的等价价格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保公平、公正地保障各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