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现场难以还原情况下的智能处理解决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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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答案

案件概述

1993年11月9日，李秀莲（蒲某艺的外祖母）骑着自行车带着蒲某艺（孩子坐在车前，双手握着车把）与付某红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导致蒲某艺受伤。当日，蒲某艺被紧急送往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病历记载，患者名为“浦某日”或“蒲洪日”，年龄仅一岁，主要诊断为头部皮肤摔伤和脑震荡，原因系汽车撞击。住院期间为16天。

1994年3月29日，蒲某艺再次前往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此次住院21天。病历显示，患者名为“蒲某艺”，出生于1992年4月21日，主要诊断为外伤性左上脸疤痕挛缩。经过半年的愈合后，左上脸出现疤痕挛缩，自然闭合不全。

蒲某艺提供了录音资料，付某红在录音中承认1993年底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驾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付某红因未注意前方的李秀莲及蒲某艺，导致事故发生。该事故由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交通警察胡某刚处理，案发时货车被队扣留。后经由保险公司理赔，原告获得了8,000余元的医疗费用赔偿。虽然付某红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他提出录音时自己处于醉酒状态，因此该证据不应被采纳。付某红还辩称事故已超过18年，蒲某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经过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根据蒲某艺1993年和1994年的医疗资料，以及目前的查体情况，可以确定其左眼睑的外伤是由钝性外力造成的。面部现遗留有损伤后的瘢痕，构成十级伤残。建议给予后续面部瘢痕整复费用18,000元或按实际发生给付。

关于事故责任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大队没有相关的责任认定书和事故档案。法院曾尝试向保险公司调取理赔记录，但均被告知存档期限为10年，无法查找相关记录。在一审庭审中，法院向蒲某艺释明了案外人李秀莲可能负有一定责任，蒲某艺表示如果李秀莲有责任，他放弃对其追究。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蒲某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在无法调取相关部门备案材料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

法律要旨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公民、法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无法调取当年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及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但原告提供的被告谈话录音可以证明当年发生了交通事故并已经部门处理且获得保险公司理赔的事实。对于被告关于录音是在其醉酒状态下形成的抗辩，法院认为被告未能证明其在当时丧失了基本的辨识能力，因此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提出的病历中患者姓名不一致的问题，法院认为虽然两份病历载明的患者姓名有所不同，但结合其他证据如录音资料和证人证言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两份病历中的患儿均为蒲某艺。

被告驾驶货车未能注意到前行的李秀莲及原告，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李秀莲骑自行车搭载原告，未能注意观察周围交通状况，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行驶，也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考虑到李秀莲对原告负有看管义务，且搭载不满2周岁的原告骑行本身存在过错，根据被告及李秀莲的过错程度，法院裁定被告与李秀莲按6：4的比例承担赔偿比例。被告应在原告因受伤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结合本院所在地的统计数据，原告的损失包括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及后续治疗费，总计71，552元。按照被告承担60%的责任比例，被告应赔偿原告人民币42，931.2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付某红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蒲某艺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后续治疗费共计人民币42，931.2元。

二、驳回原告蒲某艺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关于本案的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共计4，084元，由原告蒲某艺承担1，896元，被告付某红承担2，188元。

宣判后，付某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蒲某艺则服从一审判决。经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上诉人付某红在签收本案调解书之日，出于道义赔偿被上诉人蒲某艺2万元。

二、双方不得再相互追究因本案事故所致的其他民事责任，且不再履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2)开民初字第1459号民事判决。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即蒲某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伤害明显的，自受伤害之日起算。考虑到蒲某艺受伤时不满2周岁，且面部伤情特殊，诉讼时效的计算应结合具体情况而定。本次诉讼中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可视为“伤势确诊之日”，并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事故现场难以还原时，如何确定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在无法调取相关证据时，法院应遵循自由心证原则，全面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和日常生活经验，独立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和大小。通过蒲某艺的住院病历、录音资料及司法鉴定结论等证据，可认定付某红为事故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机动车在减速、控制及回避危险能力上优于自行车，故付某红在事故中的责任应高于李秀莲。同时考虑李秀莲对原告蒲某艺的看管义务及其搭载不满2周岁的蒲某艺骑行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付某红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是合理且公正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蒲艺的申请。为此，法院前往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成功调取了蒲艺在1993年和1994年的相关病历资料；还前往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大队，调阅了有关此次交通事故的档案资料。法院还对相关大队的警察胡刚进行了调查询问。法院也积极联系了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及金州区支公司，以获取此次交通事故的理赔记录。虽然由于历史久远，部分资料的调取未能如愿，但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项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合理请求，均予以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尽力完成。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秉持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原则，致力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蒲艺与付红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值得一提的是，付红已按照协议内容及时履行了赔偿义务。此案的成功调解不仅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院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