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法律解析与探讨：责任认定、量刑标准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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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答案

在2000年4月30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陈某驾驶着一辆超载的小型客车在国道上行驶时，遇到了张某驾驶的大货车。由于张某违反安全驾驶规定，疲劳驾驶且未按规定行驶在正确的道路上，导致两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小客车上的四名乘客不幸死亡，另有十多人受伤，两辆车部分部件损坏严重。

交通警察大队对此事故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责任认定书。根据这份责任认定书，张某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陈某虽然存在超载和违规行驶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因此陈某无责任。

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此责任认定并不认同。他们认为陈某的超载和违规行驶行为与此次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们指出，事故中的两名乘客正是因为超载坐在发动机盖上的小木凳上而丧命的。如果陈某在会车时不违规左行，也许可以避免这次事故或者至少可以减轻事故的严重程度。他们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了重新认定责任的要求。

公安机关在考虑陈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责任认定书来决定陈某是否有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仅依赖责任认定书，而应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来判断陈某是否构成犯罪。

二、对案件的分析意见

关于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大多数司法机关通常采纳前一种观点，而后一种观点则更具原则性，富有新意。

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认识不够充分。

公安机关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本质上是为依法追究交通事故责任人行政责任和进行损害赔偿调解而制作的行政文书，而非刑事责任认定书。这是因为：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责任包括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等，但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认定的规定。责任认定书是根据具体的行政法律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责任认定。

第三，从立法权限的法律规定来看，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事项，仅可由法律进行规定，行政法规无权涉及。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一行政法规的内容，不得包含犯罪和刑罚的相关事项。由此，公安机关依据该办法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性质只能是行政责任认定书。

进一步地，立法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关于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也仅应由法律进行规定。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的范畴。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于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构成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民法对交通事故侵权归责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中，受害人请求民事赔偿时，无需举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加害人也不能以自己无过错为由主张免责。其责任构成要件包括：一是加害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即交通运输行为；二是该行为造成受害人的损害；三是运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再来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第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应依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这里采用的是行政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责任人需有违反行政法规的违章行为，主观上须有过错。这也说明了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形态，其法律依据和归责原则是不同的。

关于法律效力的层次，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如果将依据行政法规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视为民事责任认定书，并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相悖，那么根据法律效力的规定，这样的认定书当属无效。

基本案情如下：2000年4月30日，被告人陈某驾驶超载的小型客车在109国道上行驶。当发现迎面驶来的被告人张某驾驶的大货车在左侧路面行驶时，陈某鸣喇叭继续前行。当两车相距二三十米时，陈某因见张某的车仍在左侧行驶，遂急忙向左猛打方向并加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