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司法适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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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解释》的第五条第二款指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单位负责人或相关人员教唆肇事逃逸，致使受害人因无法获得及时救助而死亡，将被视为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可见，《解释》意图在这种情境下加重对相关人员的犯罪处罚，特别是在交通肇事后故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这项规定的推出对传统共同犯罪学说进行了补充。在我国刑法学中对于共同犯罪的理解，有着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不同观点。前者强调数人共同实施特定的一个犯罪才能被视为共犯，要求客观上行为要符合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主观上有共同的犯罪意图。然而后者则主张数人共同完成各自的犯罪即可，并不需要故意上的完全一致性。而我国现行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更倾向于构成犯罪的共同性。《解释》所提到的指使逃逸被视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对此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支持者的观点认为，《解释》明确了肇事逃逸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故意犯罪。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解释存在不合理之处。指使逃逸的行为并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是违反了事故处理办法。将逃逸行为视为交通肇事罪属于司法对立法权的过度逾越。将其认定为共同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定义相违背。《解释》在实践中引发争议的原因在于立法上未明确区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和肇事后的行为，且逃逸行为和不救助导致的死亡行为也未得到明确的区分。《解释》需要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并进一步明确指使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刑事责任。理由：由于那些实施教唆或助长他人行为的个体，不论其背后的动机与目的为何，从主观角度来看都是故意的。这种故意性表现在明知在事故发生后，肇事者理应承担救助的义务，而有意教唆或协助肇事者逃离现场。在客观层面上，这些教唆或助长行为被真实执行，并由于这些行为的存在，使得肇事者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并最终导致被害人因失去及时的救治而丧生。

这种教唆、助长行为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共同罪过”的范围来看，这种关系属于“逃逸”的“共同故意”，而非“肇事”的共同疏忽。从“共同行为”的角度来看，这同样属于“逃逸”的“共同行为”，而非与“肇事”有关的共同行为。

更具体地说，上述所提及的“共同犯罪”应是指“逃逸”行为的联合犯罪，而非“交通肇事”行为的共同犯罪。这样的界定不仅在法理上是成立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因理解不同而产生的纷争和理论冲突。

总体而言，理解并界定教唆和助长行为的性质以及其与逃逸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民权益、预防和打击犯罪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坚持这一观点，以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