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找人顶罪行为如何定性？定罪难点解析

问题描述

精选答案

案件简介：

一起交通事故中，犯罪嫌疑人甲酒后驾车造成一人死亡。事故后，甲求助于朋友乙和丙，希望他们能替自己顶替肇事者的身份，以规避因酒驾导致保险公司不赔的风险。乙和丙在甲的请求和教唆下，分别作出了虚假陈述，干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事故经过：

甲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立即联系了乙并告知其自己的酒驾情况，请求乙前往现场顶替。乙因考虑到甲的车辆有保险，若酒驾则保险公司可能不赔，因此为了帮助甲获得保险赔偿，同意了甲的请求并假冒肇事者。当时，甲的朋友丙也在现场并目击了整个事故过程，后在甲的要求下，丙向公安机关作出了有利于甲的伪证。

争议焦点：

针对此案，存在三种争议观点关于甲的定罪问题。

第一种观点：

认为甲构成交通肇事罪、包庇罪和伪证罪。主要理由是：甲的行为符合教唆犯的要件，其指使乙、丙的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行为，应依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定罪。

第二种观点：

认为甲构成交通肇事罪、妨害作证罪。此观点认为甲的交通肇事行为与指使乙、丙的行为在主观和客观上各自独立。

第三种观点：

主张甲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理由是甲的指使行为可视为交通肇事逃逸的后续行为，应归结为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

笔者观点及理由：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甲的交通肇事行为与教唆他人冒名顶替、作伪证的行为是两个在独立主观意志下的独立行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要求我们如此认定。甲的指使行为并非交通肇事的后续行为，而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数罪的认定应以犯罪事实是否充足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为标准。在此案中，甲的行为明显符合两个独立的犯罪构成：一是交通肇事罪，二是妨害作证罪。根据数罪并罚的原则，甲应被定罪为数罪。

对于甲的行为定罪应当依据其犯罪事实和犯罪构成，不能简单地将多个独立犯罪行为归结为一个罪名。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确保司法公正和准确。案例分析：关于犯罪行为的界定与定性

一、牵连犯与吸收犯的辨析

牵连犯指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某一犯罪时，其手段行为或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在本案中，关于甲的行为是否构成牵连犯或吸收犯，需考虑其行为的内在联系及侵犯的客体。牵连犯要求数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即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往往需要实施另一个犯罪行为。本案中甲的肇事行为和教唆行为并未形成经常性的联系，因此不应认定为牵连犯。吸收犯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是其他犯罪行为的必经过程或当然结果。其关键在于前行为与后行为的关系，即数个犯罪行为是否侵犯同一直接客体且指向同一具体犯罪对象。本案中，甲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

二、教唆犯的特征及定性

教唆犯是指故意地怂恿、指使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的人。在本案中，甲的行为完全符合教唆犯的特征。他通过电话指示乙顶替自己承担交通肇事的责任，并成功使乙和丙按照其意思行动，导致乙被误认为涉嫌交通肇事并被立案侦查。这表明甲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和行为，因此应根据被教唆之人实行的行为定罪。

对于有人认为甲不能自己包庇自己的观点，本文持不同看法。教唆犯的地位并不低于实行犯，实际上它可以独立于实行犯而存在。即使甲不能直接实施包庇自己的行为，但他通过教唆他人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甲的行为已构成教唆包庇的共犯。而且，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这一权利来触犯其他法律条款而不受惩罚。

三、法律逻辑与依据

从法律逻辑和依据上看，甲的教唆行为已构成包庇罪的共犯。如果实行犯是主犯，那么教唆犯也必定是主犯。本案中，乙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作为教唆犯的甲同样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张明楷教授所提及的包庇罪共犯的例子，虽然与本案在客体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对甲教唆行为的定性。从法理上讲，甲因其教唆行为构成包庇罪的共犯是符合法律逻辑和法律依据的。

关于教唆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教唆犯是按照实行犯的罪名来定罪。在此案中，甲的行为明显属于教唆行为。乙和丙在甲的指示下实施了符合伪证罪和包庇罪的行为。根据教唆犯的从属性，甲应被定为伪证罪和包庇罪的共犯。

对于妨害作证罪与伪证罪的教唆犯，它们的区别在于主体不同。伪证罪的主体范围较窄，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特定人员，而妨害作证罪的主体则更为广泛。按照特殊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本案不能适用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并不能涵盖包庇罪的情形。对于甲的教唆行为构成包庇罪的观点，一些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片面理解包庇的含义，忽视了教唆理论的重要性。

事实上，甲的教唆行为已经构成包庇罪的共犯，这是因为甲通过教唆他人来实现对自己的包庇，而不是甲本人实施包庇行为。这种认识似乎与常理相悖，但在刑法理论中是合乎逻辑的。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司法实践中思维方式问题的思考。在现实中，惯性思维往往超越法律思维的力量。许多具有理论依据的案例，可能会因为未被现实判例所支持而被忽视或忽视其理论依据。人们不自觉地重复和固守现实的观念，却远离了正确的理论路径。这可能导致司法工作者拒绝接受新的理论，进而阻碍了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

我强烈呼吁更多的人探讨本案的法理思维。我们需要引导司法工作者从法理和法律的角度审视实践中的案例，确保依法办案。我们应当用法律的价值观取代惯性的价值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在法治建设中，我们不应仅仅依赖过去的经验和常识，而应该坚守法律原则和精神，确保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