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中国债权让与法律制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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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同法对于债权让与的制度设定，为市场经济的债权交易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规范了债权交易过程中的权益保障和债务履行等行为。但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对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逐一分析探讨。

一、债权可识别性的缺失影响债权让与的安全性

在债权让与的过程中，确保受让人能够安全地获得债权是首要问题。普通债权的认定并不总是那么明确，这给受让人带来了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识别机制，受让人可能面临受让“已消灭的债权”的风险。对债权的限制，如债务人可以行使的抵销权，也是影响受让人安全的重要因素。有观点认为，善意受让人在债务人主张抵销权前应有撤销权，但这仅仅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措施，如果让与人丧失了清偿能力，受让人仍需承担风险。

二、债务人抗辩权的行使阻碍了债权的流通

债务人的抗辩权在债权让与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接到债权让与通知前，债务人已有的抗辩权可以对抗受让人。尽管立法对债务人的抗辩权有所限制，但在缺乏有效保障受让人安全性的前提下，这仍然可能阻碍债权的流通。

三、缺乏有效的公示方式导致债权双重让与的难题

当前，债权让与并不像物权变化那样进行公示，这导致经常发生同一债权被多次让与的情况。由于缺乏有效的公示方式，无论是按时间优先还是通知优先的原则，都难以避免让与人、受让人和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情况。这使得人们在考虑受让他人债权时心存疑虑，难以确定自己能否安全地获得债权。

四、禁止让与条款未能有效平衡债务人与受让人利益

合同中可能存在的禁止让与条款，使得债务人和受让人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这种条款的设定，本意是为了保护某些特定的利益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无法有效地平衡债务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利益。这可能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性，影响债权的流通和交易的顺利进行。

虽然中国合同法已经为债权让与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交易的安全性，也阻碍了债权的流通。有必要对这些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于中国合同法中债权让与法律规定的探讨】

我国合同法虽然确认了禁止让与约定的效力在当事人之间得到承认，但对于其对于受让人的具体效力，法律条文却未作出详尽的阐述。无论是认为禁止让与约定绝对无效，即该约定不仅不能约束当事人，亦不影响债权让与的效力；还是坚持绝对有效论，即该约定绝对有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同时亦使债权让与无效；亦或是采用相对有效论，即原则上该约定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三种观点都未能有效地协调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绝对无效论虽能最大化地保障债权让与交易的稳定性，促进债权的自由流通，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意思自治原则，使债务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失去了有效的手段。而绝对有效论虽然能充分保护债务人的权益，却过分强调了意思自治，从而可能牺牲了交易的稳定性。相对有效论试图在意思自治和交易稳定性之间寻找平衡，但在当前的债权让与制度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实际操作中，债务人需承担证明禁止让与约定及受让人存在恶意的举证责任。除非债权证书上明确记载了禁止让与的意思，否则债务人很难证明受让人存在恶意。受让人是否为善意，这属于第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外人无法知晓更难以判断。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意图的善恶属于心理事实，其证明极为困难。相对有效说以非债务人的因素作为剥夺债务人权利的理由，这对债务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维护交易稳定性的结果可能破坏甚至剥夺了债务人的权利，因此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应有节制，需存在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现行债权让与制度缺乏有效的公示方式，导致债务人无法将禁止让与的约定公之于众。对于善意的受让人来说，债务人对其不知禁止让与约定的事实并无可归责性。当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时，现行法律难以找到平衡二者利益的最佳点。

现行合同法的规定之所以影响债权的流通性，其深层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理念的滞后。这种滞后表现在过度维护债务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受让人的安全；过分强调债权的相对性而未采用有效的公示手段。为了增强债权的流动性，我们需要在保障受让人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债权的相对性特征，并在债权让与中引入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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