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不当得利行为的构成与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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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梁女士之子梁某在被告周某个体材料厂工作期间，因盗窃该厂材料被发现，梁女士代子赔偿5万元，并补签赔偿协议书。法院对梁某盗窃一案作出判决后，梁女士认为被告的实际损失仅为4128元，远低于其赔偿的5万元，因此认为双方签订的刑事先予赔偿协议存在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应被撤销。梁女士不服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后，经法官释明，其撤回上诉。

对于本案，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原告之子涉嫌盗窃犯罪，所以原被告之间的赔偿协议是一种刑事诉前和解协议，而原告的赔偿是代替其子梁某履行赔偿周某经济损失的给付义务。梁某盗窃行为所造成的周某的财产损失分别表现为民事上的侵权之债和刑事上的犯罪数额，原告的赔偿目的具有刑事与民事上的双重性：既是清偿侵权之债，又是返还犯罪数额金钱价值，且在刑事上还包括寻求被告的宽-恕、促使梁某获得自首、从宽处罚建议、减轻处罚等机会。后原告的目的均得以实现，被告的获益具有合法依据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赔偿协议存在明显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一是原告因对其子的盗窃财物具体数额不清楚和救子心切，对案件标的存在重大误解;二是被告利用原告不知情而夸大损失，且以告发为由胁迫原告及其子，存在欺诈和胁迫;三是被告还利用原告方紧急情况，明显是乘人之危;四是原告的给付明显超过原告方应赔数额，该协议显失公平。该赔偿协议应当被撤销，撤销后，被告获得的刑事差额给付45872元并无合法依据，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主张撤销赔偿协议应毫无疑问。径直主张被告获得的刑事差额给付45872元系不当得利，须存在如下前提：该协议被变更且变更后的协议确认原告方仅须赔偿4128元现金价值，或者协议被撤销后原被告合意抵销犯罪数额的4128元现金价值。但本案并非变更之诉，也无抵销合意，条件并不具备。实际上，该协议被撤销后，原告本享有物上请求权，但因原告给付的是5万元现金，物权转化为债权，因此被告则负担清偿的5万元，系不当得利。至于梁某的犯罪数额返还，是被告与梁某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梁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可向梁某另行主张返还。

因给付目的已实现而相对人获益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原告不宜以支付金额超过其子犯罪金额价值为由主张不当得利。本案中，原告声称被告获得的刑事差额给付45872元缺乏合法依据，并要求返还。原告将问题过于简化了。此案源于梁某的盗窃行为，虽然原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赔偿金额超过了刑事判决中实际认定的梁某犯罪金额的金钱价值，但这一支付行为涉及多重的法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以明确相关法律问题及其关系，确定相关问题的法律性质，判断是非。

本案法律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可忽视。案件涉及民法与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法律规定与法理基础等多个领域的多个规定，如盗窃行为在刑事和民事上的不同处理；合同撤销的法定事由及其后果；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具体不当利益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等。

本案中的赔偿给付是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支付，具有双重目的。赔偿协议隶属于特定的刑事法律关系，其目的同时具有民事和刑事双重性。要确定被告获得的差额是否有合法依据，必须考虑原告支付的对价和目的的特殊性。

二、因缺乏法定事由，本案中的赔偿协议不应被撤销。根据民事合同可撤销的原则，只有当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时，合同才可被撤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合同一旦被撤销，只有在原给付标的不是法律上的物或原物无法或无需返还时，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才可能转化为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

本案中，原告支付的现金没有原物返还的必要和可能，如果赔偿协议被撤销，则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本案并不存在撤销赔偿协议的法定事由。梁某的盗窃行为是违法行为，但并不构成乘人之危的情形。被告对梁某主张侵权赔偿或刑事责任是合法的行为，既非欺诈也非胁迫。梁某在盗窃被发现前对被盗材料价值有清晰认知，原告在梁某投案前主动赔偿的行为也不存在对协议标的产生重大误解的可能性。赔偿协议的成立是双方对被告财产损失的概括性认可，符合权利义务对等与等价有偿原则。

三、原告未能证明其给付金额与该给付对价之间存在具体的差额。本案中以梁某的侵权数额作为原告给付的财产性对价更为合理。原告之所以主张被告获利构成不当得利是因为其认为被告的财产损失等同于梁某的犯罪数额。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原告的给付具有双重对价即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在刑事上除了清偿梁某的犯罪数额外原告给付的主要对价是梁某在刑事审判中需要的刑事法律利益如履行刑事法律义务、获得被告的宽恕、以及在侦查、提起公诉阶段的从宽处罚建议和刑事审理中的减轻处罚等这些既难以用金钱衡量也难以回转。因此刑事诉前赔偿不能以刑事上的犯罪数额来衡量其给付的对价性和对等性。

其次在民事上原告的给付对价为侵权数额可以折算为金钱价值即以侵权数额作为财产性对价来计算原告的给付与之的差额更为合理和公平。同时要注意到梁某的犯罪数额并不等同于其侵权数额因为两者在法律上的规定和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

再次依据实体法犯罪数额是对刑事违法性的评价而侵权数额则是对民事违法性的评价两者往往存在量的不同。依据程序法即使完全相同的证据最终证实的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法律事实也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原告应当承担证明梁某具体侵权数额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主张差额给付的存在。此外具体侵权数额是支撑原告主张的关键所在应由原告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举证而不是由被告自证损失。

最后关于梁某的侵权数额问题原告未能证明其仅限于价值4128元的犯罪数额。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记载除了已认定的犯罪数额外还有其他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未被确认的侵权数额这些数额因梁某的自认和其他相关证据形成优势证据依据民事证明标准可以相互印证并被认定为侵权数额。此外对于梁某在刑事审理中否认的有利供述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其意思表示受到非法干预或错误认识则这些供述应被视为有效且具有高证据效力。因此综合以上因素原告无法证明梁某的具体侵权数额其主张缺乏基本的法律事实支持。

4. 由于原告的支付目的已经实现，被告的获利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核心条件是支付的目的是缺失的。在此案件中，原告的支付具有明确的目的。虽然赔偿协议中未明确提及支付的目的，但根据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以及日常常识，我们可以推断出原告的支付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在民事层面上消除其子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在刑事层面上，获取被告的宽恕，以获得自首以及从轻或减轻刑罚的机会等。原告的支付目的已经实现。由于原告的主动赔偿，被告放弃了侵权之债的请求权，没有主动追究梁某的犯罪行为，反而给了梁某自首的机会。检察院向法院提交了宽大处理的司法建议，法院在刑事判决中也考虑了梁某的自首和主动赔偿，从轻处理了刑事处罚。被告的获利具有合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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